常驻伦敦的艺术家米歇尔·弗莱彻（Michele Fletcher）在香港的首场展览“来日”（Aftertime）深刻反思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紧张关係。在弗莱彻构建的抽象画面中，她精心构想了一个颠覆原有世界秩序的体系，其中，植物生命取代了人类，地形图式的构图营造了充满神秘气息的丰饶地域。 隐藏内容 “来日”这一主题借鑑了生态哲学家帝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思想，他宣称“世界末日已经发生” 。同时也借鑑迈克尔·马尔德（Michael Marder）的研究成果，他曾提出植物并非存在于线性、循环的时间性中，而是具有分枝，开放性且具有生成性的。两位学者都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复杂交织的联繫以及地质时间的浩瀚无垠。

“来日”中的作品通过探寻早于人类存在，并且必将超越人类的自然界生命週期，探索着时间延伸的概念。弗莱彻幻影般的画作展现了一个非人类主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植物生命以不受抑制的活力蓬勃生长，常年繁盛。条状、丝带状的笔触在表层空间与深层空间之间摆动，再现植物缓缓生长、开放的过程，传达出无法阻挡的生长之势。

在过去二十年中，弗莱彻发展出一种以过程爲导向的艺术实践，这种方法将想像中的图像直接投射到画布上。她采用“湿画法”（wet on wet），并坚持一旦开始便一次性完成画作的规则，有时整个过程甚至长达12小时，因此她的创作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次对身体进行耐力检验的过程。颜料被刮擦、拖拽、滴落于画布上，诠释着艺术家与画布之间的物理关係。鬆散却富有表现力的笔触相互缠绕着彼此，形成复杂的型态网络，使人联想起蜿蜒的茎干、叶片和花瓣等型态。这些作品是直觉性创作方法的产物，它们结合自由表达与色彩活力，呼应植物生命固有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许多画作都运用了分层色彩和螺旋状的笔触，两者共同作用，压缩前景空间，几乎完全遮蔽了淡色背景。

艺术家在创作中借鑑众多来自艺术史的元素，特别是艺术家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的作品，她以描绘地质形态般的图形而着称；也包括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海伦·佛兰肯瑟勒（Helen Frankenthaler）作品中相互挤压的形态，以及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对自然世界的抽象式深思。 部分作品中，例如2024年所作，炫目灿烂的“赋格曲”（Fugue）系列，回应着季节的更迭和日间光线的变化。Noonday Demon（2024）中强烈的红色和琥珀色笔触，使人联想起正午时分的酷热眩光。与之相反，作品Winter’s Curve（2024）则采用了柔和的灰色、天鹅绒般的紫红色和亮光般的米色；环状的笔触似乎蕴含从空旷黑暗的天空中破云而出的势态，这也是艺术家对文艺復兴时期绘画中常见的天体场景的个人重新诠释。

在铺满浅色笔触的底色背景上，捲曲的颜料渐渐升起，渐渐分支，为构图引入垂直感，吸引观者的目光向上，朝向天空的预言。 弗莱彻所构建的后人类世界萦绕着一种缺席感；在这裡，人类的存在，仅仅偶然地，在作品标题中被暗示。作品Antigen of Self（2024)反思着近期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并揭示了弗莱彻对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科幻思想实验的迷恋，作品采用鲜明的黄色，想像了一个被病毒重塑的未来世界。除此之外，弗莱彻狂放而流畅的笔触暗示了一种挣扎，从作品标题Bloodsport（2024) 和Come Away Bruised（2024)就能够洞见，作品所强调的人类主体缺失和身体脆弱性。

从崎岖、野生的场景，到荒凉、压抑的天空景象，“来日”将我们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画面丰盈，却同时透露着失落感，承认了人类在生态秩序中的脆弱地位，以及与非人类生命体共存的能动性。展望未来，弗莱彻无疑邀请我们思考人类所处世界中的位置，如同艺术史学家Barry Phipps所指出的，“介于景观与记忆，可见与不可见、以及科学与触觉世界之间的无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