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Simon Lee 畫廊呈獻由八位畫廊藝術家的新作及近作所組成的聯展 Walk the Line。藝術家們異曲同工，鍾情於概念抽象，而是次展覽的重點在於他們構思和製作作品時所著重之過程面向，這通常涉及到圖像從一種媒介或形式，經翻繹、突變和重組過渡至另一種媒介或形式。強調重複和改造來作為一種疏遠客物或圖像與其起源的的手段，正正是 Hugh Scott-Douglas 所提出的「推動物質性直至形式能崩潰整全」的部分策略。 Jeff Elrod 使用既「模擬」又「無摩擦」的技術，來關注人手和數碼標記之間的關係。他的畫作——徒手用滑鼠和圖形軟件所構成的圖紙——於電腦屏幕上的範圍之內衍生。這些畫隨後被大幅擴大，直接數碼打印在畫布上、或投射到畫布上，用膠帶標示和繪畫或印刷出來。膠帶貼在畫布的這個有形過程，與滑鼠所能達到的快速、自動移動，恰恰成一對比。一旦除去膠帶(有時只是一部分的膠帶)，主體與背景之間的關係即變得含糊。獲悉於二十世紀後期的抽象軌跡以及軟件和印刷技術的出現，Elrod 的繪畫特點是滑移於平平無奇和虛幻之深, 創造出不斷流變的視覺景觀。 Matias Faldbakken的旨趣在於以抽象作為一種否定的技倆暨一個美學命題。通過取消、刪除、破壞和還原，Faldbakken 把客體從傳統的環境中「去」定位，使它們無法履行其預期的目的，從而使它們在物理上和比喻上，顯得過時。《無題（袋 #7）》(2013)：一個裱裝了的帆布袋，背面塗上顏料，僅僅顏料的那一部分所滲出的粗麻布纖維是可見的，這表明作品同時揭示與隱瞞其主題。 Bernard Frize 自我反思地抓住抽象繪畫。他的繪畫公式、塗料的特殊處理及由此所產生的圖像，傳達出他對理論、過程與形式主義的關切：預先確定他將會留下的標記，他完成的畫作作為他詰問的記錄與結果而存在着。《含糊其詞》(2012)，意味着看似無窮無盡的水平筆觸，以及畫布上顏料的流動性與份量。這種持續、流動的審美特質，在 Frize 那由工具、物質和技術所主導的主題與圖案的實踐中體現。繪畫並非反映感覺或情緒的手段，而是表達本身。 David Ostrowski 的創作橫跨一系列尺度，他採用油彩和漆，以及在他的工作室中俯拾的材料。他作品的特點是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係：未經上色的大面積畫布，與拼貼的紙張、木材、膠帶或報紙，和/或噴漆的線條和塊狀，爭奪地盤。顏色沒有保證，一經使用，卻顯得節制，通常為單一色調。構圖、風格和表達的種種觀念受到削弱，Ostrowski 的作品剝離題材，然而囚禁着不可預見的美麗——在藝術家而言的「錯誤」之內尋獲。例如標題 Musik ist Scheisse 參考了他創作的流行配樂。通过看起來無計劃地交替着創造和刪除標記，他的作品提出分析繪畫這個行為本身。 Hugh Scott-Douglas 的做法是有機的和具吸收力的；他回收、再生產和再開發材料，並期望他的作品可自給自足。延續「切碎的發票」和「撕裂的支票」兩個系列，是次展覽的作品以端詳美國日常生活的經濟學作為一個抽象的基礎，挪用了通用百元美鈔上的墨印郵票。由早期的氰版照相法的矢量文件(vector files)發展而來, 郵票經過數碼掃描、放大並呈現為昇華的染色打印，被四個在亞麻布上由激光切割的衛星所包圍。於此不尋常的規模，郵票的斷裂部分擁有抽象繪畫的外觀。 Christopher Wool 的實踐著眼於繪畫的複雜性和畫作本身的質量，他創建出一個物質和抽象密不可分的世界。他通過大量的技術和方法，包括噴漆、絲印、以及人手塗繪，推動媒體不斷向前。通過層層相疊、重複的主題與錯誤的再生產，Wool 瓦解了曾經存在的一個結構。減少和消除，與差錯和失調並存，彰顯深度和平整度之間的張力，而物質最終則在標記的再現與標記僅僅作為自身之間波動。 Toby Ziegler 的實踐深深植根於藝術的歷史借鑒，这也成為作品的一個主題或視覺基調，當中考古學家那些充滿顆粒感的照片以及低解像度的古典油畫圖檔為其來源。這些圖像經數碼處理後，失去畫面的信息，給新的抽象形式讓路。最終，形狀和圖案被具勢態的污跡和噴漆所搗亂，Ziegler 的畫作同時佔據及探索形式組合及其崩潰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