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駐倫敦的藝術家米歇爾·弗萊徹（Michele Fletcher）在香港的首場展覽“來日”（Aftertime）深刻反思了人類與自然界的緊張關係。在弗萊徹構建的抽象畫面中，她精心構想了一個顛覆原有世界秩序的體系，其中，植物生命取代了人類，地形圖式的構圖營造了充滿神秘氣息的豐饒地域。 隱藏內容 “來日”這一主題借鑑了生態哲學家帝莫西·莫頓（Timothy Morton）的思想，他宣稱“世界末日已經發生” 。同時也借鑑邁克爾·馬爾德（Michael Marder）的研究成果，他曾提出植物並非存在於線性、循環的時間性中，而是具有分枝，開放性且具有生成性的。兩位學者都探討了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複雜交織的聯繫以及地質時間的浩瀚無垠。

“來日”中的作品通過探尋早於人類存在，並且必將超越人類的自然界生命週期，探索著時間延伸的概念。弗萊徹幻影般的畫作展現了一個非人類主體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植物生命以不受抑制的活力蓬勃生長，常年繁盛。條狀、絲帶狀的筆觸在表層空間與深層空間之間擺動，再現植物緩緩生長、開放的過程，傳達出無法阻擋的生長之勢。

在過去二十年中，弗萊徹發展出一種以過程爲導向的藝術實踐，這種方法將想像中的圖像直接投射到畫布上。她採用“濕畫法”（wet on wet），並堅持一旦開始便一次性完成畫作的規則，有時整個過程甚至長達12小時，因此她的創作過程也可以被視為一次對身體進行耐力檢驗的過程。顏料被刮擦、拖拽、滴落於畫布上，詮釋著藝術家與畫布之間的物理關係。鬆散卻富有表現力的筆觸相互纏繞著彼此，形成複雜的型態網絡，使人联想起蜿蜒的莖幹、葉片和花瓣等型態。這些作品是直覺性創作方法的產物，它們結合自由表達與色彩活力，呼應植物生命固有的動態性和多樣性。許多畫作都運用了分層色彩和螺旋狀的筆觸，兩者共同作用，壓縮前景空間，幾乎完全遮蔽了淡色背景。

藝術家在創作中借鑑眾多來自藝術史的元素，特別是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的作品，她以描繪地質形態般的圖形而著稱；也包括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海倫·佛蘭肯瑟勒（Helen Frankenthaler）作品中相互擠壓的形態，以及瓊·米切爾（Joan Mitchell）對自然世界的抽象式深思。 部分作品中，例如2024年所作，炫目燦爛的“賦格曲”（Fugue）系列，回應著季節的更迭和日間光線的變化。Noonday Demon（2024）中強烈的紅色和琥珀色筆觸，使人聯想起正午時分的酷熱眩光。與之相反，作品Winter’s Curve（2024）則採用了柔和的灰色、天鵝絨般的紫紅色和亮光般的米色；環狀的筆觸似乎蘊含從空曠黑暗的天空中破雲而出的勢態，這也是藝術家對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中常見的天體場景的個人重新詮釋。

在鋪滿淺色筆觸的底色背景上，捲曲的顏料漸漸升起，漸漸分支，為構圖引入垂直感，吸引觀者的目光向上，朝向天空的預言。 弗萊徹所構建的後人類世界縈繞著一種缺席感；在這裡，人類的存在，僅僅偶然地，在作品標題中被暗示。作品Antigen of Self（2024)反思著近期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並揭示了弗萊徹對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科幻思想實驗的迷戀，作品採用鮮明的黃色，想像了一個被病毒重塑的未來世界。除此之外，弗萊徹狂放而流暢的筆觸暗示了一種掙扎，從作品標題Bloodsport（2024) 和Come Away Bruised（2024)就能夠洞見，作品所強調的人類主體缺失和身體脆弱性。

從崎嶇、野生的場景，到荒涼、壓抑的天空景象，“來日”將我們熟悉的世界變得陌生。畫面豐盈，卻同時透露著失落感，承認了人類在生態秩序中的脆弱地位，以及與非人類生命體共存的能動性。展望未來，弗萊徹無疑邀請我們思考人類所處世界中的位置，如同藝術史學家Barry Phipps所指出的，“介於景觀與記憶，可見與不可見、以及科學與觸覺世界之間的無形力量。”